Arlene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善良而健壮的土著印第安女性,她的父母来自于分布在安大略郊县的两个印第安部落,她一生都在从事看护工作,最近刚刚退休, 她说:“我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现在是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当Arlene谈到她在寄宿学校度过的童年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一段很独特的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黑暗历史,前几年的新闻里一直在讲有很多孩子死在这种寄宿学校里无人问津,唯一留给后人考证的是大量的儿童的骨骸。 “那根本不是一所学校,” 她说,“对我们来说它就像一个集中营。 我爷爷奶奶去过,我爸妈去过,后来轮到我和妹妹,我们也得去,没有选择地余地,这是法律! 他们不是像在学校那样教我们知识,他们是训练我们成为伺候别人的人,我们每天在学校起早贪黑地干活劳动,这是我学到的唯一技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生从事的唯一的工作是看护。 “
她对自己结婚三十多年的先生很失望,他们从来没有平等过,她一直过着忍气吞声受虐待的生活。唯一的安慰是她与三个孩子分享的爱,最近当她享受与天真无邪的孙子和孙女们在一起的时光时,她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就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这是她来找我的原因。
在渐进式放松的引导下,Arlene让自己进入了完全放松的催眠状态。我指引她回到一个童年快乐的时刻,她说她在一个飘在大湖上的独木舟里,她五岁,妹妹三岁,还有爸爸妈妈。幼小的 Arlene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不管怎样,她很高兴能和全家人一起出行。我让她集中精力看看她的父母,她说爸爸专心划船,脸上没什么表情,说到妈妈,她停了下来,我能感觉到她情绪在转变。
“她很难过!”
“她为什么难过?”
“他们要带我和我妹妹去寄宿学校,她知道会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我们了,我们还那么小。但她知道她别无选择。她以前在那里呆过,所以她知道我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这是她悲伤的原因。”泪水从她闭着的眼睛里顺着脸颊无声无息地流下来。
“你必须得去那个学校吗?”
“是的,我们的祖父母去过,我们的父母去过,现在轮到我们了,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他们不送我们去那里,他们就会被关进监狱。”
看来那一刻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时刻,而是一直刻在她内心深处的时刻,那是她天真无邪的童年最后的记忆,接下来在学校的三年对她来说就像一场噩梦,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任何反抗或错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她还记得自己的手心被藤条抽打得肿胀疼痛的感觉,与此同时,她明白她还要照顾和保护更幼小的妹妹。如果有人生病,就会让他一个人留在大宿舍里,生死由天,寝室和学校是完全分开的,一天都不会有人在,一直到晚上大家才能回来。她想起学校后面的墓地和每隔一段时间就举行一次的小型的葬礼。
那些日子里,她的心里充满了仇恨,她恨学校,恨那些惩罚她和妹妹的学校教工,恨背叛了她的信任把她丢在这里的父母—她不明白为什么她信赖的爸爸妈妈会把她和妹妹丢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从此一去不复返。她还感到对妹妹的责任,因为她是妹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她发誓要报复任何让她陷于这一境地的人,包括她的父母。她一直在不停的说,眼泪像溪水一样顺着脸流淌,我默默地把纸巾塞到她手里,不想打断她的记忆。我感觉眼睛有些湿润,好像在亲眼目睹一个无辜的孩子永远失去了她的天真,还有面对如此的不公产生的无力感。似乎没有人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在按照规矩做事,即使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可是幼小的 Arlene 只知道自己的境遇很悲惨,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她无法理解。我能感觉到做为一个孩子试图反抗整个系统的挫败感,这个系统摧残着几代印第安人的心理。
Arlene 到了寄宿学校的第三年,加拿大政府终于承认了问题并解散了所有这样的学校。她说她算幸运的,很多人在这种学校呆的时间比她长很多。当她爸爸来接她和妹妹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爸爸了,三年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长的时间。
在催眠状态下她回到过去的记忆中,潜意识总是在试图逃离像阴影一样潜伏在她生命中的面目模糊有权威的某个人,不同的场景,同样的身影,她一直在徒劳地试图躲起来,她说这个身影让她想起了在学校时每当犯错就用藤条打她的那个很高大的校工。 “他是个坏人”,她说。我感觉这个阴影就是整个制度强加给世世代代土著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法律的象征。
她开始看清自己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反权威、同情心、保护弱者— 她一直在保护自己的妹妹,解决问题者— 在她以前的护理机构任何时候碰到强硬人物,别人都会找她出头露面。还有忍耐 — 容忍自己生活在虐待关系中三十多年,求生已经成为她的本能,她不知不觉地运用了这一技能,让自己在求生的状态中度过了这么多年。
Arlene可以做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解释童年经历对成年后的生活有多大影响:她身边所接触的男性都是强势型的,因为这是她唯一熟悉并知道如何应对的类型。她可能也喜欢别的类型,但她从来没有学会如何与其他类型相处。这也是为什么工作时当情况需要时,她会立即挺身而出,因为她知道怎么和强势型的人相抗争。不管喜不喜欢,做自己习惯做的事情要容易得多,也自然得多。很多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让自己处于防御状态,会对发生的事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采取行动。所以三十多年来,她不知不觉地重塑了自己在寄宿学校时候的生活—这是她为那三年付出的代价。
在她闭着的眼睛后面,我感觉到了一颗悲伤的心,于是我轻轻地在她耳边讲了一个故事,“从前,一个小女孩和她爸爸去看马戏团,表演结束后,爸爸带她到舞台后面去看大象,小女孩好奇地问:‘爸爸,爸爸,你看那头大象那么大,拴在它身上的链子那么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挣脱呢?天天被人拴着,他不喜欢自由吗?‘ 爸爸说,‘他当然喜欢自由,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抓到,马戏团的人就用那条小链子拴住他。他非常努力地想挣脱,但他太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放弃了,从此不再挣扎,任由人们对他做什么,即使现在他已经长大了,他再也没有尝试过。他永远不知道他其实可以轻易挣脱那条锁链,得到自由。‘”Arlene仔细听着,然后说:“我就是那头大象。“
为了能更好的帮助她确定未来的方向,我引导她进入未来的画面,Arlene发现自己很享受单身,周围有很多亲友相伴一点不寂寞,做着她最喜欢做的事,她说,“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那个时刻她终于挣脱了锁链。
从催眠中醒来后,她的脸上挂着一种安详而会心的微笑。
明天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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